x屈斗宮的窯爐，是屬于由龍窯向明清時期常見的階級窯過渡的一種中間窯型——分室龍窯，俗稱雞籠窯。該窯依山坡建造，窯頭朝南，北高南低，余坡成12度～22度。窯基遺跡全長57.1米，寬1.4～2.95米，高差14.4米。火膛呈半圓形，約1.65×0.5米，膛前有一長方形灰池，膛后與窯體相聯(lián)處有5個通火也，略顯喇叭狀，每也寬0.12～0.17米。窯體底部鋪沙，共分17個窯室，室與室之間有隔火墻，墻下有5～8個煙孔。窯室兩邊墻壁下各有一條火道直通窯尾，窯后避開有煙孔，沒有煙囪，大概是由于坡度加大后，無需再立煙囪以加大熱量的流通。窯墻而耐火磚砌成，高約1.4米，外加護墻以防止燒窯時突破爆裂。護墻在兩個窯門之間，俗稱“窯乳”，多用石頭和泥土為材料筑成。窯門設在窯室的前端，東面11個，西面3個，門寬0.4～0.8米。這種窯的優(yōu)點，是將龍窯分隔為單間，更便于掌握火候，以保證燒制質量。

　　瓷器的裝燒窯具種類很多，有支圈組合窯具。匣缽、墊缽、托座、三足或園形墊餅、墊圈等。裝燒方法以支圈組合窯具復燒和匣缽正置仰燒并重，托座疊燒的方法已退居其次。

　　屈斗宮窯出土的瓷器都是白釉和青白釉瓷器，胎質潔白、細膩、堅硬。白釉晶瑩溫潤，有的呈乳白色，接近于明代的建白瓷；青白釉呈水清色，釉層厚處略顯淡綠，極富光澤，有淡雅清真的感覺。與碗坪崙窯相比，產品的數量更多，品種更豐富，有碗、盤、缽、碟、爐、盒、洗、執(zhí)壺、瓶、高足杯、盅等，并且每一類產品都有各種各樣的造型變化。在裝飾方面大量使用器外模印方法，圖形以瘦長蓮瓣和纏枝卷草紋居多。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出土器物中，有三件洗底部模印蒙古人頭像，戴圓形氈帽，面部無須，身著長袖袍。另有兩件三足墊餅，模印三字陽文，其中一為漢文“天”字，另兩字分別為梵文和八思巴文，意思與漢字“天”字相當。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命西藏喇嘛教薩迦派首領、國師八思巴根據藏文字母創(chuàng)作的蒙古新文字，至正六年（1269年）正式頒行。

　　元代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的游記中描述道，德化“除了制造瓷杯或瓷碗碟，別無其他值得注意的地方……，大量的瓷器是在城中出售的，一個威尼斯銀幣能夠買到8個瓷杯。”德化古瓷窯址的發(fā)掘，用實物資料向人們展示了宋元時期陶瓷業(yè)生產欣欣向榮的景象。特別是屈斗宮窯址保存下來較為完整的古窯體和數量很多的宋元瓷器遺存物和生產工具，為后人研究宋元時期陶瓷手工業(yè)生產狀況乃至社會經濟生活、海外交通貿易等方面歷史，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實物資料。1988年1月13日，國務院把它列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字保護單位。

　　宋元時期，泉州的安溪、南安、晉江、永春的陶瓷業(yè)生產也都有較大的發(fā)展�，F(xiàn)已發(fā)現(xiàn)的這一時期的古窯址、南安最多，計47處，主要分布在東田、羅東、官橋、水頭、崙倉等地。安溪居德化之后，計36處，分布在魁斗、龍門、長坑等地。晉江發(fā)現(xiàn)了12處，集中在磁灶附近。永春發(fā)現(xiàn)6處，在玉斗、湖洋等地。在如此眾多的宋元古瓷窯中，晉江磁灶窯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晉江磁灶梅溪兩岸的小山丘上，散存著很多古代窯址，人們習慣于把磁灶轄區(qū)內以及與之相鄰的南安官橋、水頭一帶的古窯址稱為磁灶窯系。這里臨近港口，盛產瓷土，南朝時即建窯制陶，歷經唐、五代，至宋元而盛。在嶺畔村的蜘蛛山、土尾庵、童子山、山坪，磁灶村的許山、宮仔山、頂山尾、大樹威，前埔村的曾竹山、金交椅山、溪乾山以及官橋下洋村的斗溫山，都發(fā)現(xiàn)宋元窯址，其中土尾庵窯、蜘蛛山窯和童子山一窯、二窯，已被列為福建省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這些宋元窯址一般有范圍大、堆積層厚的特點，如曾竹山遺址，有8條窯床露于地表，遺存物散布面達1.6萬平方米；土尾庵窯的堆積物最厚達4.5米，屬多次堆積，并且窯床互相疊壓。蜘蛛山、童子山窯經試掘，皆屬龍窯，其中童子山一號窯床中段寬2米，磚砌，有燒結面。

　　磁灶窯的產品，胎骨較為粗糙，呈灰白色，若瓷若陶。釉色種類繁多，有綠、青、黃、黑、醬色等。其中以綠釉瓷和彩繪瓷最具特色，綠釉瓷色澤鮮艷，富有光澤；彩繪瓷分為素胎褐彩和釉下褐彩。器物成型一般用輪制，兼用模制。裝燒方法以匣缽正置仰燒和托座疊燒為主。

　　磁灶窯發(fā)現(xiàn)的陶瓷器物種類繁多，主要是各種日常生活用品，如：碗、盆、軍持、執(zhí)壺、瓶、罐、爐、托盞、粉盒等，每一類又有許多不同的造型。飾紋有花鳥蟲魚等，裝飾技法有印花、彩繪、堆花、貼花、劃花、剔花等。在彩繪器物中有的還題有詩句，如“三月當濂禁火神，滿頭風碎踏青人。桃花也笑風塵客，不插一枝空過春。”又如“七十有叁春，年來尚當發(fā)；山河無寸草，天地是何人。”大概是匠人的隨意之作。此外，黑釉器物中，有些在內壁刻有“明”字銘文，肯定是當時摩尼教徒訂做之物。1980年在晉江羅山草庵寺前龍泉書院遺址發(fā)現(xiàn)內壁陰刻楷書“明教會”三字的黑釉碗及殘片，都是磁灶窯的產品。這說明在宋元時期，晉江一帶摩尼教傳播規(guī)模和信教群眾的人數都相當可觀，以向窯場訂制飲食器具，供宗教活動之用。

　　宋元時期泉州陶瓷產品的外銷量很大，泉州以及閩南、閩中一帶生產的瓷器，大多由泉州港裝船出海，一路經明州 （今浙江寧波）渡海至朝鮮、日本，另一路經澎湖轉往東南亞和印度洋周圍地區(qū)。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六月，提舉兩浙路市舶司發(fā)給前往日本的泉州商人李充的公憑中，清楚地記錄了貨物中有“瓷碗貳百床，瓷碟壹百床”。日本各地發(fā)現(xiàn)的中國宋元瓷器中，有不少是泉州一帶瓷窯燒制的。東南亞是古代泉州商人經常往來的地方，宋元瓷器在這里無處不見。在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博物館里，收藏著大量的中國宋元瓷器，專家們一眼就能辨認出其中屬于泉州瓷窯的產品。如菲律賓發(fā)現(xiàn)的磁灶窯蜘蛛山、土尾庵窯燒制的雙龍抱珠、纏枝牡丹的綠釉軍持、黑釉軍持和龍甕；雅加達博物館里也有這類瓷器。在馬來西亞和沙撈越的博物館，新加坡李光前文物館里，有數量可觀的德化窯、安溪窯、南安窯生產的各種軍持、瓶、盒、盆、罐等。西亞的土耳其、伊朗等地，北非的埃及、摩洛哥、東非的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肯尼亞等地，也都發(fā)現(xiàn)宋元時泉州生產的瓷器。元朝至正三年（1342年），到過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他的東方游記中就說過：“中國瓷器在刺桐（泉州）和泰克蘭（廣州）制造。瓷器價格在中國像我們陶器價格一樣，或更低廉。此種瓷器遠銷印度等國，遠至我國摩洛哥，是最好的瓷器。”這些都說明宋元時期，泉州生產的瓷器是重要的外貿商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