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單位的典藏品也并非件件都可作為標準器，尤其是20世紀中期以后新入藏的紫砂壺更應謹慎以對，主要的理由是在20世紀30年代上海曾有過一波高水平的仿古潮，在這個權貴征逐的十里洋場中，字畫瓷器無所不仿，紫砂古陶器更是備受市場歡迎的收藏品類，需求量甚大。

 

      嗅到商機的古董商如郎玉書、虞順恩、湯鄰石，陸續(xù)招兵買馬，秘密投入仿古事業(yè)。另有收藏家如龔心釗、莫悟奇等人。他們分別自宜興聘請了裴石民、蔣彥亭、王寅春、顧景舟、蔣蓉等制陶高手到上海工作，并提供特制的泥料、仿古的圖樣、特制的輔助工具(如筋紋模具、印紋模板)，當然還有傲視宜興同儕的薪資。為求最佳效果，商人們不惜成本地從宜興買土、配土，運到上海制坯，然后鈐刻明清各紫砂名家的款識，運回宜興燒制，并經作舊處理后，由專人運回上海，以真古董出售。

 

      由于這些陶工都是一時之選，而且制造這些精品的時間并無限制，三月或五月不等，務求精益求精。因此，陶工們所創(chuàng)作的精品，質量遠勝于他們供應宜興紫砂和上海各陶瓷公司的素坯。這些仿品均源于名家舊器實物，且水平極高，遺存至今為鑒別工作帶來相當的挑戰(zhàn)，今日部分文博單位典藏品中就有若干這些早期精致的仿品(多是征集或捐贈入藏的)。

 

      為此宋伯胤先生嘗言：“我認為只有把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我們才能擺正這個歷史階段的紫砂陶人在中國紫砂陶史上的地位。因此，我認為當前紫砂陶研究的重點應該是三十年代的作者作品及其有關文獻數據的征集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