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財經日報》報道：一位曾與南京落馬市委書記楊衛(wèi)澤共過事的官員透露，楊在蘇州任職期間，有一次到下屬一公共收藏機構視察工作，在參觀過程中看上了一件瓷花瓶，十分喜愛，于是直接拿走。該收藏機構的負責人只好將這件瓷瓶以破碎報銷處理。

　　這一報道信息量頗大，把一個官員視公物為私物，毫無違和感地據為己有的貪婪和霸氣，下屬收藏機構負責人的無奈與機巧，收藏物保護制度和法規(guī)的形同虛設，都淋漓而生動地展現在世人面前，鮮明地把某些官員將“公有”理解成“官有”的丑態(tài)，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就是因為如此，在落馬后，他們的家里，才能搜出成噸的鈔票，成堆的字畫與文物，以及汗牛充棟的虎皮和象牙。這些東西的得來方式，都很任性，也太輕而易舉了。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假如在某個收藏機構或展覽廳外，某個小民看上廳里陳設的某樣東西，然后直接上前去奪下來藏之于腋下；或趁月黑風高之際，翻墻越戶將收藏品抱回家中，其后果會怎樣？那肯定會眨眼間變成大案要案，會被從重從快地限期破案并在電視和報紙上曝光一番，為一個瓶瓶坐幾十年牢房也不是天方夜譚。收藏機構的負責人，也會因失察之責任，少不得失職降薪，哪怕他編出是嫦娥阿姨拿走了或火星人馬丁叔叔打碎的，也難辭其咎。但干這事的如果是一位官員而且級別不低，那么結果就徹底翻了個兒。

　　同樣一個“拿走花瓶”，因“拿走”者的身份不同，最終呈現的結果完全不同。這背后隱藏著的，便是當下國人最憤恨與不平的“規(guī)則面前不平等”的丑惡邏輯。法律和規(guī)章制度，在不同的人面前呈現不一樣的尺度和硬度，是對法律的公然褻瀆與破壞，是規(guī)則在權力面前的失守和破碎。一個任性官員的背后，往往站立著的，是一大群將規(guī)則和法律當成兒戲的法規(guī)守衛(wèi)者，他們本該是為法律的公平執(zhí)行負責的人，法律最應該賦予這些人“不服從”權力的理由和底氣。

　　試想：假如我們社會的每一道關口，都像課本中“列寧與衛(wèi)兵”故事所講的那樣，對面對的每一個人都保持著基本平等的戒備，并且，對任何一種情況下的違法，都保持清晰的處罰標準，那樣的結果，即使上司或老板本人讓下屬干做假賬或以破碎報銷方式處置花瓶的事情，也會被他以“要承擔法律后果”為理由，堂而皇之地予以拒絕。而在當下某些地方的某些領域，法律不僅不能這么細致和威嚴，反而會使人產生“在領導的授意下違法”沒問題，而違逆領導的意愿堅持守法，反而會有嚴重后果的錯誤認識。而許多案例表明，這種認識往往會在許多時候成為人們本能的現實選擇。

　　正是基于這種原因，希望有關部門依據這條線索，仔細查清楚花瓶事件的來龍去脈，看看在花瓶消失的整個過程中，哪些人是出于諂媚，哪些人是出于恐懼，哪些人又是出于別的什么原因，將收藏機構的公物，變成貪腐官員家中的私器？搞清楚看似完備的法律和守則，如何在權力面前不費吹灰之力化為烏有的？這不僅是堵住漏洞，更是要普及一個常理——老虎之所以大，皆因為其作倀者多。而反腐過程中，建立杜絕這種無論是因為恐懼還是因為獻媚而形成的作倀者的機制，才是最重要的。